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 徽州历史沿革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1934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黄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徽州商人，即徽商，又名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他们是明清时期与晋商齐名的商帮，影响极大，纵横中国商界五百余年，江南一带的市镇常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譬如扬州的盐商中就以徽商的影响力最大，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盐商基本把持了全国的盐业运输和买卖，徽商也在这一时期控制了全国财政的4/7。徽州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盐总。

徽州商训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而在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绩溪商人胡雪岩。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间有过戴红顶戴的盐商，既戴红顶戴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主要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宁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黄庚、黄轩、黄思永三位黄姓状元都来自于休宁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州文化是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

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垦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宁说是恶劣的。然而，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当大动乱 动乱发生之际，不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会受到沉重打击，而被迫举家迁徙。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经纶等，都大力推行礼仪导文学雅”，成为徽州的社会风尚。于是，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并不能说，中原汉文就取代了当地山越文化。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 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