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安徽位于中国南北方的交汇处、东西部的接合带，地理位置独特，文化生态多样。其中，徽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地理区域，主体位于安徽南部山区；长江安徽段位于长江中下游的结合部，全长416公里；淮河中游主要处在安徽区域，全长430公里；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安徽段，全长180余公里；安徽的安庆地区位于吴楚交汇处，黄梅戏在这里演绎。这五大区域在历史上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华章迭奏，皖韵流长，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地位，许多文化现象与形态具有国家文化标识性意义。据此，本期以笔谈形式编发这组文章，以期推动安徽五大文化的持续、深入研究。

      徽州文化是具有千年历史稳定性和重大社会影响性的区域文化，对内具有超强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辐射影响力。它兴起于南宋，源自于中原文化的移植，本质上属于汉文化在徽州区域的自我发展，具有系列坚实的形成基础，内容广博厚重、多元一体，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彰显独特价值和显著地位，具有国家文化标识性意义。

一、徽州文化源于中原文化的移植

      要把握一个区域文化的性质与特点，重在探寻和把握其来源与形成基础，这是起决定作用的边界条件。“徽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概念，区划空间特指北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后所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徽州文化”当指有了“徽州”的地名和概念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实际也就是作为徽州这块土地历史文化发展一个阶段的文化，问及其来源，首先触及的就是移民问题。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是越人。屯溪西郊先后发掘出8座时间跨度为西周到战国的早期土墩墓，从出土文物看，其时徽州土地上的文化与江南地区文化归为一体，属于古越文化；在一件青铜尊的底部有铭刻文“父乙”，可知徽州当属越人族国“”。徽州在秦之前一直没有行政区划，春秋属吴，吴亡属越，越灭属楚，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在徽州设黟县和歙县，归会稽郡。秦灭楚是在秦王政二十四年，第二年，派王翦等人率师平定楚江南，降百越。平定百越后，因虑及大越之民剽悍难治，为加强统治，秦王朝采取迁徙政策，“乌程、余杭、（黟）、歙、无（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袁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这是徽州本土接受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来移民，也是属于越人之间的移民，实现的是不同部落越文化的交融。但被强制迁徙来的大越之人，因不堪和不服秦王朝暴政，凭借徽州山水的奇险多峻，纷纷入山为民，成为“山越”。《资治通鉴》中说：“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之后，山越人也一直构成抗拒政权的群体力量。东汉末年，江南一带归孙吴政权统治。徽州山越人为自保，啸聚山林、结聚为伍，形成若干个武装组织。他们经常出扰官府，继而暴动，于是不断遭到孙吴政权的军事打压，大量越人被歼灭和离散。到了西晋太康元年，普灭吴，更名新都郡为新安郡，据淳熙《新安志》记载，“晋新安郡统县六，户五千”，越人的力量已经很微弱。

      西晋末年以后，北方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中原世家大族纷纷避难渡江南迁，是所谓“衣冠南渡”。中华民族历史上人口社会化由北向南大迁徙过程就此开始，之后一直不断，形成几个高潮。徽州位于江南，“介万山丛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境内山水兼备、自成一统，吸引了不少渡江而南的中原世家大族在此避难就居，徽州本土开启源源不断接受中原移民的过程。通过梳理历史发现，至少存在三次移民高潮：第一次因“永嘉之乱”，徽州有黄、程、鲍、俞、郑等10个姓迁入；第二次因“黄巢之乱”，徽州有29个姓迁入；第三次因\"靖康南渡”，徽州有11个姓迁入。由于徽州土著越人本已很少，大量中原移民的进入，改变了人口的结构与性质，中原移民在徽州实现了“反客为主”。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新安郡人口有12058户、36651口，比魏晋时增加了一倍多；至唐天宝年间，歙州人口达到38320户、269190口，分别超过刘宋时期3倍多和近8倍。这些新增人口多为中原移民及其繁衍者，移民早已成为徽州人口的主体，而越人则走上一条与中原客人融合的道路。

      正因为中原移民在徽州的“反客为主”，他们将中原文化直接移植到徽州。

      其一，中原移民将中原的宗法制度直接移植到徽州。中国的宗法制度源于西周，以尊崇共同祖先为前提，形成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东汉以后演变为世家大族制。迁徙到徽州的中原士族，恪守宗法制度核心传统，注重血统，强化宗族血缘关系的维护。各宗族都聚族而居，加强宗族管理，认祖宗、重祭祀、修谱系、序尊卑、别昭穆、严主仆等，是如明代休宁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所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中原的世家大族都曾形成有“地望”“郡望”，他们来到徽州后，虽境遇改变，却也发展成为“名族”。聚族而居实现了新的血缘性与地缘性结合，一村一姓，一姓一村，各名族不仅继续原来的“郡望”，还在徽州形成了自己的“村望”，举凡“篁墩程\"“潭渡黄”“许村许”“隆阜戴”“官源洪”“三田李”“甲路张”“考川胡”“庆源詹”“沱川余\"等，活脱是“郡望\"的缩小改进版。如此，徽州形成了具有汉唐遗风的宗族社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

      其二，中原移民将北方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移植到徽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一直被高度重视，也创造发明了系统性的农业生产技术。徽州位于江南山区，山多地少土瘠。在秦汉时期的山越时代，山越人的生产方式还是勤于山伐、刀耕火种、不修水利。中原移民迁入后，为生存计，就进行了山区农业的开发，引进中原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结合徽州山区的实际加以改进与运用。一方面是改变农作物的品种结构。秦汉之前，徽州农作物以旱作谷物为主，东汉末年始有水稻的零星种植，魏晋以后则进行了大规模种植，至唐代，水稻已成为徽州本土的主导作物。徽州人大规模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徽州本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茶叶生产区和销售区。另一方面是开发山区农田水利灌溉。中国古代农业灌溉技术十分发达，中原地区早已形成一整套科学实用的技术与模式。徽州山多地狭、溪流众多、高地不少。为了开发农业，移民来的中原人引进中原地区农业水利灌溉技术与经验，结合徽州实际，因地制宜加以运用：在有溪流有水的地方建堨导水，在无溪流无水的地方挖塘蓄水。由此开发出了“塌塘式\"徽州山区农业灌溉系统，是为中原“堰渠式\"引水灌溉系统和“塘陂式\"蓄水灌溉系统在徽州山区的缩小版，更是改进版，简捷实用，尤以“堨\"最具特色。如徽州鲍氏家族在“永嘉之乱”时由青州迁人，东晋咸和二年，新安太守鲍弘在歙县丰乐河上倡建鲍南堨，可灌田三千七百余亩。南宋绍定年间，江东指挥使袁甫在《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中说：“此州农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谓之堨，凿田蓄水者谓之塘。兴工虽艰，为利则广，修治不辍，灌溉甚多。\"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宋代徽州有堨1730处、塘2269处。至于手工业，唐末由河北易水因避战乱而举家迁至徽州的制墨名家奚超父子研制了徽墨即是典型。由此，开辟了徽州本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其三，中原移民建构崇文重教习俗。徽州“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山越人的习气就是剽悍尚武，早期中原士族迁入徽州后，为安全计，除了聚族而居外，也接受山越人的习俗，形成强烈的以武力和财力“保捍乡土\"观念。这种风气，从唐代开始逐渐被改变。进入唐朝以后，徽州还在继续接受中原移民。这些源自中原的士族，曾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强经济实力，受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平也普遍较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们迁入徽州后，除了继续前人事业外，接下来的就是发展教育，传播儒家文化、教化乡里、礼授社会，既进行中原汉文化与土著越文化的融合，也一步步改变原本的习俗。其中，除了直接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施行逐步消除士庶距离、官方发展教育而徽州人积极配合等外，以下几方面的推动举足轻重。第一，始迁祖的行为导向与作用。如徽州洪姓始迁祖洪经纶，“淮阳人，唐天宝六年擢进士，官谏议大夫议罢方镇兵，朝廷恐召乱，乃改宣歙观察使，时国家多难，赋敛繁重，经纶悉镇以靖约惇厚，稍暇与士人讲论，为歙宣文学首倡\"（嘉靖《徽州府志》卷二十《寓贤列传》）。第二，显祖的贡献和影响。在徽州被尊奉为“显祖”的人中，既有如程氏宗族“忠壮公”程灵洗、汪氏宗族\"越国公\"汪华这样以武功和“保捍乡里”闻世的英雄，唐代中期之后更有“以文垂世\"的大儒、“高榜及第\"的名士和\"位居人臣\"的高官，他们的表率，对徽州社会风气的改变和儒家文化的推广作用巨大。如徽州胡氏宗族显祖胡昌翼，唐同光三年中明经科进士，义不屈仕，人号“明经翁”，子孙也多以经学传家，人称其族曰“明经胡氏”。第三，外地文人雅士的敦进。徽州境内山水秀丽，进入唐代中期以后，乡村祥和，吸引了如李白、杜荀鹤等许多文人雅士在此游历，写下很多诗文，不乏名篇绝句，平添徽州十分的文气，益增徽州一分的祥和，以文化人，日新其德，正处形成期的文化由之而厚重，正处转型期的习俗由之而加强，直接推动了汉文化在徽州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宋代，徽州崇文重教的风气已经形成。

      中原文化在徽州直接移植并获得自我发展，这是徽州社会与文化形成的前置边界条件。

二、徽州文化形成的基础

       到了南宋，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靖康南渡\"导致宋王朝渡江而南，偏安江南，最后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直接带来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移向了江南，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出极大活力。也是到了南宋，徽州大规模接受中原移民的过程结束，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已经实现了融合，山越人已不再见诸文字记载；中原文化移植徽州的过程也就此结束，越文化已经被中原汉文化同化，汉文化在徽州占了主导地位；徽州紧靠临安，新安江水直接将自己的山区腹地连通到都城临安。于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已具备，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来。这是徽州文化形成的背景状况。

      也正是在南宋之初，一位圣贤诞生，他就是新安朱氏九世孙朱熹，其被誉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生前不尽得志，学问曾被斥为“伪学”，但死后不久就被平反，并很快获得更高荣誉。宋嘉定元年，宋宁宗诏赐朱子谥。宋宝庆三年，宋理宗下诏赞扬朱熹及所撰《四书集注》，追封“信国公”，宋绍定三年，改封“徽国公”。宋淳祐元年，宋理宗再下诏，高度评价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贡献，诏令从祀孔庙。至宋咸淳五年，宋度宗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至此，朱熹的祖籍地婺源正式获“阙里\"称号，这是官方将朱熹与孔子并列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徽州人不懈努力，将徽州篁墩建为“程朱阙里”，最后也得到了官方认同。

      朱熹的诞生、朱子思想的形成及产生的影响，是导致徽州社会与文化实现转型的关键力量，历史的准备和过去的累积至此开始发生质变，构筑了徽州文化形成的基础。

      其一，朱子之学的思想基础。“阙里”曾是一个专用名词，只为“圣人\"孔子所用，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配享“阙里\"名号的人。对此，徽州人无比自豪，而自豪的背后就是担当。深深的“阙里情结”，激励了徽州人自觉和深刻地接受、研究、传播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南宋时期就形成“新安理学\"学派，以“宗朱\"为本旨，一方面致力于朱子之学传承，另一方面强化朱子之学普及，所谓“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赵访《商山书院学田记》），使得朱子文化在徽州乡村民间有厚实沉淀，朱子思想成为徽州民众精神支柱，儒家文化价值观构成徽州人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与基础。就此，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得以形成。

      其二，宗族社会的组织保障。形成于唐宋的徽州宗族社会，在南宋以后，徽州人遵循与践履程颢、程颐尤其是朱子的思想，递进发展为祠堂族长式制宗族社会，各个宗族热衷于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定族规等，以朱子《家礼》管理宗族，落实儒家文化价值观和伦理，以仁爱为核心，重在弘扬与践行“忠”与“孝”的理念，要求族人“敬宗睦族”，追求宗族的兴旺，以实现“亢吾宗”。如此，既成就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国近代血缘性宗族社会发展之典型，也为徽州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其三，“礼义之邦”的社会条件。形成于唐宋的徽州乡村社会，在南宋以后，徽州人将宗族管理的理念和原则推及族邻与乡邻，落实儒家文化价值观和伦理，以仁义为核心，重在弘扬与践行“节”与“义\"的理念，倡导“比邻敦睦”，以追求乡村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睦乡邻”。如此，将徽州社会打造成了一个“礼义之邦”，所谓“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远甚，非苟而已也\"（汪道昆《黄氏建友于堂序》）。这为徽州文化的产生与长期繁荣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

      其四，“东南邹鲁”的社会风气。形成于唐宋的徽州社会风气，在南宋时虽然已是崇文重教，但还存在读书人境界不高、读书只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状况。对此，朱熹作为婺源“邑人”，曾提出强烈批评：“熹故县人，尝病乡里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提出“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朱熹《书徽州婺源县lt;中庸集解gt;板本后》，并谆谆告诫：“告乡人之愿学者，使知读书求道之不可已而尽心焉，以善其身，齐其家，而及于乡，达之天下，传之后世。”（朱熹《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如此批评与教诲，对家乡人触动很大。徽州人积极整改，很快文风、学风、教风为之一变。读书的目的已不仅是为了考功名，更在于修身和探求义理，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教育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更是要培养社会各种有用之才。由是，“东南邹鲁”形成。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称为‘东南邹鲁'”。至明清，徽州则是“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这为徽州社会与文化长期繁荣发展提供了沃土。

      其五，徽商发展的经济基础。开发于南北朝隋唐的徽州本土山区农林茶经济，在南宋时，发展更加稳定坚实。适逢南宋王朝建都临安，消费空间极大，徽州人把握天时和地利，将本土所产木材、茶叶、漆器、“文房四宝\"等，沿新安江输卖出去。由此，徽商崛起，掘得第一桶金，也获得极大的信心。到了明代初期，徽州本土人多地少矛盾尖锐，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千千万万的徽州人秉持儒家文化价值观，纷纷外出经商，形成庞大的徽商群体，“足迹遍天下”，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业绩。成功的徽商反哺家乡，大量输回钱财和信息，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和公益事业，形成消费型经济，与本土山区林茶经济共同为徽州社会与文化的繁荣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上述基础和条件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发的，而是源自徽州社会与文化自身发展之必然；各个结构不是松散的，都具有内在张力和强大稳定性；彼此的关系不是离乱的，而是内在关联和相互关照的。它们由时代而产生，合共并力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培育、促导了徽州文化的产生，本身也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徽州文化的价值地位

      从南宋开始，徽州正式步入“徽州时代”，人文郁起、百业俱兴，至明清，文化的繁荣达到鼎盛，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形成许许多多的文化形态。它们由于是源于同一主体的创造，基于共同基础与条件而产生，因此是多元一体的，结构上具有整体性，发展上具有多元相生性，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持续稳定的文化体系。

      同时，由于徽州文化的来源是中原文化，南宋时期构筑成的基础是出自中原汉文化移植与发展的必然，并且在这五大基础中，朱子之学的思想基础是第一位的，对其他基础的打造和定型有着直接作用与影响。恰是朱子之学，上承先秦孔孟、汉代董仲舒之儒学正宗，下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正脉，长期作为官方之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如此因素的叠加，也决定了南宋以后形成的徽州文化的性质和价值地位。

      一是中国汉民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承的突出代表。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徽州位于江南，境内山多地少，本土社会与经济自古至今都属于山区农耕社会与经济。早期的越人在生产方式上是持戊而作、刀耕火种，取给于山林；在西晋之后的中原移民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山区村落，移植中原文化开发山区农业经济。农耕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底色，内陆中原山区农耕文明是徽州主色调的文明，汉文化圈山区农林经济一直是徽州本土占主导的经济，自我传承，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植入了旅游业，开创并构筑了徽州旅游经济与文化，但本色没有变。自古至今，徽州文化一直都在自我内在传承和体现着汉民族的山区农耕文化。

      二是传统中原文化自我发展的经典案例体现。在中国，西晋以后接受中原移民的地方很多，举凡有福建的宁化、长汀，广东的梅州、惠州和江西的赣南地区等。但在这些地区，由于原住民人多势大，中原移民成了“客家人”，土客分立相存，客家人在生产与生活上总有各种限制和顾忌，他们多聚族居土楼、聚群居堡寨，有着自己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客家文化”，其中包含了中原文化并得到传承，但中原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在地性\"因素与适应。而在徽州土地上，中原移民实现了“反客为主”，中原文化被中原人植人徽州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原文化在徽州是生发性存在，获得的发展也是凭依中原文化自身性质和特点的发展，徽州文化就是南宋以后中原文化在徽州这块土地上自我发展的产物，成就为中原文化自我发展的区域性案例。

      三是南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从宋代以后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徽州社会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徽州文化在南宋时期开始形成，明清时达到鼎盛。在近乎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文化领域，徽州人都有自己的贡献，秉承中华文化传统精神与品格，既守正又创新，建树有系列性的流派，各种形态无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无不是吸纳各自所在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积极成果之后又融入自身的内容与特色，最后形成反映和代表时代发展前沿的形式，成为在各自领域里的精萃，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和先进性，曾各领风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辉煌性，体现出它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投影；同时，又由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影响性，决定了它是典型缩影，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典型标本。

      上述性质和地位的存在，决定了徽州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徽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区域性特点，更有超越自身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徽州文化具有标本意义，做好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活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为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样本和经验；开展徽州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社会内在运行的深层机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现代化发展提供典型案例与范本模式；彰显和宣传徽州文化中的精华，有助于突出和展示中国主流文化，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探索成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