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青春

尽管徽州改名为黄山市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我依然更习惯更喜欢称之为徽州。因为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在许多人心中，徽州还是一个托付理想和灵魂的精神家园。

从长沙南(站)一路向东，沿昆沪高铁，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徽州。

徽州，古称新安、歙州，北宋时改名为徽州。公元1121年，宋徽宗赵佶派宠臣、宦官出身的大将童贯，率15万精锐部队浩浩荡荡杀往东南，镇压在歙州起事、割据东南几十州县的方腊农民政权。经过大半年的激战，起义被平定，义军首领方腊被青年军官、后成长为南宋抗金名将的韩世忠生擒。方腊起义被平定后，宋徽宗仍心有余悸，他下旨将歙州改名为徽州，希望这片土地从此安宁，不再生变。自此以后的800年里，历宋元明清四代，这里一直被称为徽州，亦即徽州府。徽州府统一府六县，府治设在歙县，六县为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和祁门。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徽州府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区域之一，徽商、徽文化、徽学成为显赫的历史文化名片。

徽州地处新安江上游，今皖南、赣北和浙西三省交界之处。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历来为战乱避难圣地。特别是晋末、唐末和北宋末年，北方地区政治动荡战乱频仍，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徙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文明和大量人口，为徽州崛起提供了先天的社会优势。徽州地处山区，耕地极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地少人多的矛盾。为求生存，徽州的贫苦百姓只好背井离乡，年少即外出谋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大山赋予了徽州少年与生俱来的坚韧刚毅，同时他们又从小耳染目濡儒家道德文化的熏陶，这些特质注定了他们一旦走出大山，假以时日，必定不同凡响。长期传承，代代积累，出山少年逐渐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商人群体——徽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无徽不成镇”“天下遍徽商”的鼎盛局面，徽商成为与晋商齐名的中国两大商帮。这一时期，徽商中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传奇人物，如被称为“红顶商人”的晩清首富胡雪岩。他出生于徽州绩溪县，13岁即外出谋生，从做学徒开始后成长为一代巨商，赐穿黄马褂，授二品官衔;又如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张小泉剪刀”创始人张小泉，明末崇祯年间徽州府黟县人。“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奖，历经400年不衰，并于2021年成功上市;再如晚清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王茂荫，徽州府歙县人，曾任咸丰皇帝户部右侍郎，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它能横空出世，睥睨天下，原因很多。我认为徽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贾而好儒”，将儒家思想与商业规律完美结合。徽商十分重诚信，义利兼顾，先义后利，不取不义之财，这是典型的儒家义利观。传说胡雪岩小时候替人放牛时拾得白银300两，他一直原地守候直到失主找来时原物奉上，身为杭州米行老板的失主大为感动，将胡雪岩带岀大山到杭州学做生意，从此开启了一代巨商的开挂人生。“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徽商践行儒家道德伦理，以儒经商，在儒家思想占绝对正统地位的明清时期，这种商业价值观念和行为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为徽商赢得了广泛的朝野认同和高度的社会口碑。“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重视教育、好读书，是徽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在徽州，村落里风水最好的地方不是祠堂便是学堂。好读书不仅整体提升了徽商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位，使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具有文化的优势，同时也为徽商与权贵的结交架起了桥梁。强烈的家国情怀是徽商的又一个显著特征。重视宗族血缘的团队精神、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深明大义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儒家思想赋能徽商的又一特质和优势，使其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和风云变幻的商海竞争中，能清醒地作出正确的社会选择，经受住历史和风浪的考验。徽商的成功，其实是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和深入发挥。

徽州府的另一张名片便是徽州文化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府能作为一个显赫的地域标识经久不衰，其内因便是因为徽文化。笼统地说，徽文化是古代徽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通过以文字、实物、行为、风俗和精神等方式呈现出来，具体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字、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领域。徽文化博大精深，同时又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风格。如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其独特的外部特征;民居、祠堂和牌坊是其典型的村落风格，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石雕、木雕和砖雕是其最常见的装饰形式，被称为“徽州三雕”，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新安理学，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理学是北宋以来从儒家思想演绎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流派，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正统思想和儒家主流。理学的重要奠基人程颢、程颐祖籍徽州歙县，集大成者朱熹是徽州婺源人，徽州古称新安，故程朱理学思想被称为新安理学。“深巷重门人不见，道旁犹自说程朱”，这是元朝末年徽州的景象，可见新安理学在它的发源地是深入到骨髓了。如徽剧，是今天的国粹艺术京剧的前身。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轰动京城，逐渐称雄京华剧坛，后徽剧与汉剧结合，形成了京剧。徽州文化有重要影响力的还有徽州朴学(徽派考据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文房四宝、徽州篆刻、徽州版画，等等。鼎盛时期总人口还不足200万的徽州，还有自己的菜系——徽菜，位列我国八大菜系之一。

说到徽州的文化，不得不还要说一下徽州的历史名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人也是文化的产物。历史上灿若星河的徽州名人，就是徽州文化繁盛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以晚清以来为例，许多我们十分熟知的名人都与徽州密切关联，如胡适是徽州绩溪人、詹天佑是婺源人、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的教育家陶行知是歙县人、晚清名媛赛金花是黟县人、与齐白石并称为“北齐南黄”的著名画家黄宾虹是歙县人，胡锦涛主席是绩溪人，金庸祖籍婺源，等等。此外，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为朱元璋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明朝开国谋士朱升，戚继光的顶头上司、平息倭患的抗倭名将胡宗宪，珠算发明家程大位，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都是徽州籍人。作为教育文化的发达地区，徽州也是科举制度下罕见的人才盛产地。据统计，现在人口都还只有20余万的休宁县，历史上曾产生过19位文武状元，明清两代考取进士460余人，是名不虚传的“中国状元第一县”;歙县历史上产生了12位状元、770名进士。清乾隆年间，徽州出现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盛事，指的是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状元黄轩是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状元金榜是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状元吴锡龄又是休宁人，接连三科状元俱为徽州儒生所得，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佳话。

徽州，本是一方穷乡僻壤，却竟然如此人才辈出、文明昌盛，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影响如此深远、深刻。对这一罕见现象，20世纪3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其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一门新的学问——徽学悄然兴起。顾名思义，徽学是以古徽州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和学科。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为徽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无限的学术潜力，徽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藏学、敦煌学并列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大显学。

“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前散，山经夜后寒”，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徽州印象。“山连吴越云涛涌，水接荆扬地脉长”，徽州地处吴头楚尾，既有江南水乡的温润婉转，又保留了楚地的古朴原始，别具一格、独有韵味，令人流连往返。“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傍槛流”“山绕青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难成”“千里徽州洞庭波，西湖烟月两相和”“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徽州既如诗如画，又似梦似幻。

徽州之名虽已不存在了，但徽州却从未消失，她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流连于迷蒙的山水里，活跃在诗人和画家的心田上，有时又突然出现在小村口……